【聯合報╱詹偉雄】



台灣目前最大的挑戰,並不是經濟成長趨緩,也並非政治不夠清明,而是台灣實在太醜了。


一個政治人物有了洗錢的嫌疑,整個社會都亢奮起來,現今反對他的人,和當年支持他的人,懷抱著的都是同樣的直接情緒,吼叫的聲音和憤恨的內心間,一根腸子通到底,總是少了一些知性的反思來做緩衝。


違章建築蔓延 到處搶車道


事實上,這樣直接而明白地表露內心世界的生活方式,不只是在政治意見這個場域,它同時也貫穿休閒生活、物質抉擇、家室安排,甚或集體認同建立的過程(譬如 奧運棒球中華隊出戰美國隊時,那些淒厲地要求陳金鋒打全壘打的呼喊)。廿年來,KTV風靡全台,但如果你仔細聆聽,每個包廂的歌聲多半荒腔走板、令人不忍 卒聽,然而陶醉中的唱者卻往往渾然不覺,這種旁若無人的粗野,當然也表現在違章建築的肆意蔓延、大樓外側冷氣管線張牙舞爪,還有無處不在的搶車道、爭風吃 醋和各類嗆聲。


當社會大多數人的人生都聽從那「動物性的衝動」,知性的反思自然不可得,而少了這反思,我們的社會生活與心靈風景就沒有退縮方可得見的層次感,當然,也不 會有鳥瞰大局、超越性的「洞見意識」;舉目四望,當生活中只有立刻滿足的行動主義,我們的語言舉止、對空間和物質的安排、身體的運動和展演,自然就不會美 麗起來。


進入工作場所 靜謐有效率


然而,我們也同時發現:上一刻仍在街上橫衝直撞、捨我其誰、勇敢嗆聲的台灣人,一旦進了自己的工作場所,立刻地,他的武勇便不見了,他開始呼吸勻稱起來、 靜謐而有效率地做完該有的SOP││自願地融入公司或工廠這個大家庭。長期觀察這高反差的現象,我慢慢發現:原來,台灣製造業的發展,竟是「醜之台灣」的 內在根源。


所有的生產形式裡,體力勞動總帶著最邪惡的印記,因為環繞著工廠這一集體性組織而形成的生產過程中,工作者必須泯除自己對工作的主導權,而把自己的身體完 全託付給管理者;工廠為了達到最高效率,天生的,就必須不帶感情地把人當成機器一樣看待,施加以精準而不含糊的控管。不管是工作者還是工廠老闆,產品(或 工作)都不是他們生命樂趣的來源,而只是換取貨幣的手段。


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,人們日復一日裝填著心理壓抑與創傷,也追尋著高快感的抒發宣洩氣口,既然日常生活滿溢著的,都是這般「武勇思緒」,那身邊的各種物質 自然不能給你多大啟迪;反之,我們對物質所施為的,則是各式恣意的擺布、過量的消費(例如不在乎味覺的吃到飽餐廳)、炫耀物質最粗淺的象徵符號(例如開三 叉戟標誌的黑頭車)、或透過對物質不問意義的放肆支配(富商總是要拿XO乾杯拚酒),來彰顯自我瞬間自由的無上快感。


醜之台灣 該走回歷史去


當然,這種權力對抗性的解釋,並不能完全解釋全部的台灣製造業(台南的奇美實業與台南幫,曾經創造出有韻味的合作式勞資關係)成長歷程,但毋寧的,它相當 有力地詮釋了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社會集體心理圖像:人們為了擺脫貧窮、追求經濟自由,而終究犧牲了與社會萬物間得以細緻對話、沉思意義的從容相處可能,而 僅能委身在一種緊張壓抑與即刻發洩的循環中,自始──拚經濟便是不太能和溫良恭儉讓相容的。


有了這樣的理解,我們應該會對「醜台灣」這個歷史事實有更多的同情,也會對台灣政治、經濟、企業的世代交替寄予無限期望──「製造業台灣」已經完成歷史任務,現在,是應該走回歷史中去的時候了……。(本文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、《數位時代》總主筆)



【2008/08/29 聯合報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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