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到了薛仁明相關的文章,串起文藝青年心靈動盪的歷史。

【聯合報╱薛仁明】
2010.02.05 09:00 am

關 於文藝

孔子是個文藝者,但他高於文藝者。他這個人大,好的人、好的作品一定大;而作者身處時代,又能高於時代,方可成其大……

民國99年元旦。今日清晨,五點五十分起床。早先夜 裡,煙火響炮,還有喧鬧人聲,夢中幾度聽 聞;記得最末一次,看看錶,一點半,隨即又 翻身,也就睡著了。待再醒來,外頭已晨光 微熹,一片寂寂闃靜,那是一年之始興發的平旦之氣 了;於是乎,「跨年夜」云云的亢奮囂躁,果真也都成了過 去。

且說去年,民國98年,那春天裡,因為《胡蘭成‧天地之始》出版,我連續有台北之行,先後也見了兩位副刊主編。與這兩大文藝版面龍頭,原皆素昧平生,這都是頭一回碰面,閒聊片刻,他們不約而同,竟皆提起,現今藝文界,憂鬱之人,好多。

藝文圈的或鬱或躁,這原是大家都清楚明白的。但從 他二人口中,如此先後說出,我心頭仍是震了一下,難免感 慨。

這極憂極鬱者,許多人可能會想到邱妙津、黃國峻,但立即浮上我心頭的人影,其實是老同學汪平雲。他是個法律人,且參與政治,然而,他的根柢是詩人,他寫新詩,他是個大憂不得解、極鬱未能開的詩人。

我心頭還有另個人影,是袁哲生。 與他,稱不上熟,但認識。那是民國76年秋天, 我重考大學已了,就等十月開學;而先前放 榜,父親聞得我填寫志願,將台大歷史系排在第一, 氣憤之餘,遂不和我言語,整整長達一個月;我在家侷促難 安,只好怏怏然提前北上,但學校尚未註冊,無可住宿,遂 投靠好友蔡奇璋。奇璋念文化英文系,和學長共租一室,我 是靦顏擠進一塊。那回住得挺久,而日後開學了,也還常往 他那裡擠,全不顧人家學長作何感想。年輕時不太曉得顧忌, 只知道奇璋是好朋友,而且我喜歡陽明山秋冬兩季的寒意 與霧氣。

奇璋的學長是袁哲生,很用功,總看到他在寫著稿和讀著書;伏在桌前,不折不扣就是個文藝青年;常沉思,有股強烈的憂鬱氣質,與案上那些存在主義,相稱極了;有時看到他的神情,和那些存在哲學家真是相似。然而,總的說來,我和他卻不太說得上話;那時,常弄不明白,我和這樣的文藝青年,為何總是有隔?雖然,對於這樣子的憂鬱,我是很有些真實感的。

再早先,我休學半年,理由是重考,那其實只是個幌 子;真正原因是,煩憂難解。所憂何事?一言以 蔽之,「眼見這世界奔向毀滅,人如何能夠安身立命?」

我 這煩憂,多少和孟東籬有關;高中時代起了煩憂,這焦慮惶 惑與日俱增,而終至於迴腸九轉、疲累不堪,則是我念政大 東語系時;那晌,累極了,只好休學;而前後這些年,孟東 籬那幾冊書,一直伴在左右。休學這半載,日日睡足十小時, 外加回籠覺,下午則海邊散步再兩小時,其餘時間,最常 翻閱的,當然不是聯考的國英數史地,而是《濱海茅屋劄記》、 《野地百合》這幾冊的鹽寮風日與哲思。

彼時之嗜讀孟東籬,而今看來,更像是那魚兒在泉涸之處的相呴以溼、相濡以沫;讀著讀著,似可解憂,但其實,也在助憂,助長那輾轉難解之煩憂。之所以如此,問題當然不在於鹽寮之風日,更不在於孟東籬常常談起、卻終究未能如實契入的老莊禪宗之哲思,真正關鍵是,存在主義。

我自己大學之 時,走入了儒釋道三家,爾後多年,重新體得了民間 之元氣與生機,又爾後,熟讀了胡蘭成先生,且親炙了 林谷芳老師。於是乎,隔了整整二十年,回頭一望,總算才 明白了當年「相濡以沫」之情狀。所以,三年前,我有篇舊 文,便言道,年少心儀孟東籬,但存在主義卻使他終身帶疾; 又前陣子,見了呂學海說道,他的好友老孟,「年輕時翻 譯存在主義,其實不是信仰,而是自殘。」

這自殘,使得他,陰鬱終身;這自殘,使得他,無論再如何置身自然,皆無濟於事;這自殘,使得他,不管再如何欣羨禪宗老莊,終究只能緣而不入。說到底,太平洋鹽寮海濱的風日灑然抑或陽明山平等古圳的林木蔥蔥,都只是孟東籬那抑制病菌的抗生素;而談禪說玄,也不過是孟東籬暫緩病痛之鎮定劑罷了!他的病根,始終都在。他晚年生理上是拒絕了,但終其一生,在精神上,他卻徹徹底底是,帶病延年。

正因為 孟東籬的帶病延年,使得他病急不至於猝然迸發,一如 同儕王尚義之肝癌遽逝;也使得他病篤不至於纏綿難耐,一 如晚輩袁哲生之自殺身亡。然而,儘管病狀緩急容或有異, 但是,三人之病根,同也;其自殘,一也。

話說回來,這自殘,又豈是單單只此三人之所為?數十年來,有多少文藝青年談齊克果、論卡夫卡、誦卡謬、讀沙特,那一張張年輕憂鬱的臉,布滿了相濡以沫的自殘傷痕。而今,孟東籬已逝,存在主義也不再流行,但是,當下許多的文化人,新一代的文藝青年,儘管看來樣式繁多、色彩斑斕,似乎更多元、更眾聲喧譁,但好多人的臉上,卻憂鬱依舊,仍然布滿了惶惑與蒼白;這群憂鬱之人,他們在寫作、在展演,他們在演說、在討論;他們在相濡以沫。

曾經,我也是這樣自 殘著。大學時代,看西方藝術電影,看他們逼視 著人類的困境,剖析著人類的無明,窮究隱微,探盡 幽黯。於是,每回看完,撼動惶悚,心頭下沉,緊緊揪著, 再久也解不開;隔陣子,又看,又揪,又不能解。這是什麼? 這當然是自殘。

也是整整隔了二十年,有別於現今以西洋為主流的諸多時潮,我完全置身於另一套感知系統,許久之後,回頭一望,再看許多當代的文藝作品,才很清楚感知到那其中的巫魘。巫魘,巫者何?巫是無明、是躁鬱,是一種癡迷的狂亂;魘者何?魘是鎮魘、是禁錮,是一場惡夢卻掙脫不了。當代文藝挖掘無明,以為這才是面對人生;描寫幽暗,以為這才是面對時代;但挖得越久,卻陷得越深;作品越是陰晦,生命也就日益蒼白;於是乎,所謂當代文藝,每每是始於魅惑,繼而耽溺,再而掙扎,終至於不起,徒留滿臉自殘的累累傷痕,又該誰人浩嘆呢?

事實上,正如力士再多麼孔武,亦斷乎不能將 自身舉起;同樣地,文藝者再如何血熱情切地探究無 明,亦終究無法化解自身之困境;文藝者又多 麼聲嘶力竭地控訴當代,也不能稍稍阻止時 代惡化之一二;不僅不能,這樣的探究、控訴,更常 是反噬了自身。因此,經常縈繞耳畔的「藉由作品對人性幽 暗之剖析,獲致終極之救贖」云云,也不過就是種集體的相 互催眠;又因此,許多文藝青年信奉的「獻身文學」、「藝 術神聖」這種話,本身就是個巫魘。

文藝能養人,亦可誤人;作品能使生命擴大,亦可讓生命萎死;可以是藥,亦可是毒,端看那是什麼文藝,那是何等作品?更該看的,是作品後頭又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格?

最初,文學藝 術是不帶巫魘的,大家對之也都素有好感。這好感當 然有源頭,這源頭為何?曾記得,那不見容於國共兩黨、 那含詬受辱逾一甲子的胡蘭成先生,這麼說過:「文學者 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,遂見萬象歷然」,有此光明, 於是乎,文學也好,藝術也罷,「世界雖亂,亦作者的心中 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」。

是啊,我們每回看到小孩信筆塗鴉,每次聽到小孩琅琅書聲,總覺得清新可喜,有種未受染汙的純淨,那不正因為我們從中感覺到了一種對「清平世界」、「萬象歷然」的想望。這是我們年少時對文學藝術的好感所在,也是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。太初如此,往後也當如此。

有此想望,有此記憶,我們 便能理解,為何孔子身處春秋晚期的禮崩 樂壞,他老人家又宛若喪家之犬般奔走於列國,但我 們讀《論語》,卻完全嗅不出半點心焦神灼,也壓根感覺不 到孔子的憂戚惶惑。我們看到的,是一個坦蕩蕩的清和老者, 與他那班學生在尋常光陰中怡怡愉愉,深摯舒緩,那景象 完全是一派風和日麗;儘管身處亂世,但我們清楚看到,兩 千五百年前的孔氏門庭,有光陰徘徊。孔子的心中,有著一 個清平世界的秩序。

孔子是個文藝者,但他高於文藝者。他這個人大,好的人、好的作品一定大;而作者身處時代,又能高於時代,方可成其大。同樣地,我們今天讀孟子、莊子,可清楚看到他們針對戰國時代而立言,但千載後讀之,卻絲毫不減新鮮,這是他們高於他們的時代。而那時代的兵連禍結,對於他們,當然是場災厄,但又不止是災厄,那可以是一番思省,更可以是一次又一次的淬礪;所以,我們才會在孟子文章中讀到了泱泱浩浩,讀到了陽氣灼灼,這正因為孟子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;也正因如此,我們才會見到了莊子的汪洋閎肆,更看到了莊子的任化逍遙,因為,莊子最清楚,什麼是萬象歷然

這樣的萬象歷然,是文學藝術最初也最真實的體質。正因有這樣的體質,於是司馬遷即便身遭腐刑、受辱已極,但其《史記》仍是色色分明、各各鮮活;司馬遷是生於憂患而高於憂患,憂患使他的人更大,使他於事更真、於人更親。也正因這樣的體質,所以蘇東坡即便屢經艱險、備嘗苦厄,然其文其人,卻能夠日益明晰爽利、意興揚揚;他是回首蕭瑟處,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這樣的萬象歷然,其實遍在四處。於是,京劇 裡頭的小奸小惡,俱有可愛;連無明,亦有可喜。於 是,三國的血流成河,亦可化為漁樵閒話的盡 付笑談中;因為,人可以比時代高,可以比 苦難大。文學藝術本該使人更大,使人可與煩惱無明 相遊嬉,使人在長夜將盡天將拂曉之際,才一起身,便元氣 滿滿,對著眼前這一天,有種好情懷。

【2010/02/05 聯合報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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