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著

「賽德克．巴萊」，是魏德聖導演取之於電影、用之於電影的忠誠誓約，如今他對台灣近代電影的貢獻，還真無人出其右。

一部有主題的電影，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「細節」，而這些細節的目的，就是要深刻成就故事脈絡的「核心價值」。同時，影片執行創作的編導，有權利與義務將影音的所有執行，轉化為電影藝術或文學性主軸的觀照內涵。

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曾題論「作者已死」。主張作品本身會存在於作者以外的生命，因此在作品第一次創作完成的瞬間，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便終結，解讀權將遞延於閱聽眾，進行二度創作。

由此觀之，史實文獻、魏德聖、媒體、觀眾，都同時參與了作者的第一次創作，及閱聽眾的二度創作，而最後我們究竟創作了什麼？我們到底在呈現歷史的可能真實，還是編導主觀真實？還是電影藝術，與文學性形式的相對事實？

「殺戮」是史實明載，那用何種「殺」，來呈現一種族人的靈魂驕傲？例如殺戮時間，用一首歌的時間，還是一口飯的時間就夠了？是殺十個人的畫面，還是百來個血腥斷頭畫面才夠呢？這是編導的選擇。

倘若，戰士在出草時，手臂綁上白布條，且流下不可為而為的悲天之淚，賦予榮譽殺人的氛圍，象徵為所有被自己殺戮的無辜哀悼與致意，並引出族人戰士驕傲的神聖觀點，這樣更有令人動容的情境？還是直接屠殺、宰殺呢？這是編導的選擇。

至於表現憤怒，採用曾被老師無理處罰毆打，懷恨的原住民孩子，在出草的紛亂中，伺機砍殺老師後，再砍殺其妻兒，來代表賽德克族人所有憤怒？讓孩童如此兇殘，人性最殘酷莫過於此，這是編導的選擇。

那更甚是，史實文獻也無從考證的槍殺妻孫等編排，孰不知如何通過賽德克族人後代的關切？違反祖訓呈現如此冷酷血腥？種種泯滅人性的戲劇張力與族群榮辱的尊重，這是一刀兩面刃，這也是編導的自由心證與選擇。

「做對的事情」與「把事情做對」，是一種關鍵性的抉擇。戲劇張力與族群尊重的相對平衡，是史實影片工作者的課題，這會是比執行技術與執行完成更為關鍵的取捨。

不過，電影與紀錄片的區別，至少多了「觀點」與「態度」，這是對電影藝術可能性的最大期待。

台灣電影這幾年蓬勃發展，著實令人慶賀，不過這只是個開始；要走出世界，是台灣電影的最大隱憂。應確實開啟影評機制價值，不是當地媒體和觀眾一昧的歌頌，在題材上，大題會小作、小題可大作，這都會有不一樣的開始與結果。

魏德聖將他所有的堅持與勇氣，都給了台灣人，而台灣人也將所有的祝福，給了魏德聖。不過，我還真的很想問魏德聖，在「賽德克．巴萊」中的「殺戮」，真的如此重要嗎？也如同當時我想問李安一樣；在「色戒」中，「做愛」有那麼重要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