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事件陰影成長起來的我這世代，曾錯覺地以為跨世紀的政黨開春，必將攜來歷史的曙光。然而，被詛咒的台灣並未因此而除魅，反而在新政權成立後，再度遭到另一次的歷史詛咒……舊政權的舊思維，相當完好地保存在新政權的體制。只是在政治語言上出現些微差異，譬如說，以「本土」取代「反共」……
六十歲，想必是生命一個時間的峰頂。終於到達頂端時，不禁揣想是否還有另一座高峰等待挑戰？年輕時期，看不到自己的四十歲。當時血氣方剛，已把四十歲視為蒼老的象徵，忍不住臆想跨越中年後會是怎樣的心情。四十歲年代急馳而過，才頓然覺悟歲月不再是等待；凡屬等待，都注定加速流逝。憧憬已不容憧憬，時間押著我必須勇於追求，而追求並不意謂實現。
從前的許多未知，現在已都揭開謎底。一度以為是美好的，最後得到的答案卻是千瘡百孔。曾經覺得是不可能到手，有時竟在峰迴路轉的盡頭容許我擷取。旅途曲折，前景難卜，完全不可理喻。現在看得比較明白的是，我的六十歲是以殘缺的形式完成。
我的殘缺，不必是個人的，有一部分應該是與整個時代環境相關。畢竟到達峰頂的不只是我，二二八事件今年已滿六十周年，而鄉土文學論戰也已屆三十周年。前者發生在我生命的開端，後者則點燃於我生命的中途，都同樣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與情感。過了那麼長久之後，兩個事件似乎還未獲得確切的歷史定位。有時我不免會懷疑，究竟是這個島嶼從未有足夠的智慧，或是這小小的土地遭到天譴，似乎永遠難以掙脫歷史的詛咒。每當回溯二二八事件，族群議題就重新激盪。每當談及鄉土文學論戰，統獨議題就再度燃燒。
和平若沒有降臨，紀念碑、討論會便失去真實意義
接近和平紀念日的每年這個時刻，我的內心就會怔忡不安。在這個莊嚴的日子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追求和平？又有多少人是誠心在紀念？十餘年來，幾乎每個重要城市都建立巍峨的紀念碑，有多少人抱著肅穆心情去瞻仰，我頗覺懷疑。瞻仰之後，有否生出羞愧或寬恕，我也不敢確定。曾經遭到封鎖的史料已都次第開放，但是真正去閱讀翻查者，可能少之又少。有關事件的學術討論會召開不計其數，有沒有獲得真相，有沒有創造和平，顯然從未出現確切的答案。
和平紀念日是為了記取曾經損害的慘痛歷史，更重要的是應該讓生存在島上的所有住民感到祥和與平靜。但事實上，族群衝突的問題，隨著政治理念的區隔卻越演越烈。和平紀念碑的矗立已形同虛設，學術論文的真相也形同虛構。和平若是沒有降臨，紀念碑、討論會便失去真實意義。
他們禮貌地重複「可以原諒，不可忘記」的陳腔濫調
使我感到惶惑的，還不止於此。國定紀念日的這天，國家元首與政治領袖，在輝煌的紀念儀式從不缺席。他們禮貌地重複「可以原諒，不可忘記」的陳腔濫調，然後昭告社會他們追求事件真相的決心。語氣非常誠懇，姿態極其謙遜。他們不會忘記提醒島上住民，要相互尊重，族群融合。每年聽到這樣的官式語言，總是感到痛心，甚至從內心深處產生強烈的恐懼。他們選擇在這天講了許多他們不應該講的話，那些語言與他們的身段人格完全不能匹配。我幾乎可以預見，這些禮貌性、儀式性的演講，用完即丟。第二天他們又搖身變成食人族，四處去獵取選票。凡是能爭取選票的任何手段，他們都樂於嘗試。甚至驅使族群對立，也在所不惜。
沒有和平沒有紀念的和平紀念日，對我六十年的生命已構成絕對的諷刺與傷害。在事件陰影成長起來的我這世代，曾錯覺地以為跨世紀的政黨開春，必將攜來歷史的曙光。然而，被詛咒的台灣並未因此而除魅，反而在新政權成立後，再度遭到另一次的歷史詛咒。挾著「轉型正義」的神聖使命，把所有的政治錯誤都歸咎給舊政權，卻未見新政權帶來全新的改革。自1970年代多少民主運動者累積起來的理想，在新世紀都毀在自命台灣之子的手上。舊政權的舊思維，相當完好地保存在新政權的體制。只是在政治語言上出現些微差異，譬如說，以「本土」取代「反共」。
變調的反省，甚至還會創造另一次歷史夢魘
轉型正義最簡單的解釋，是指威權體制結束，民主開放的政府如何恰當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正義議題，例如特務制度、黨產問題、白色恐怖、冤獄假案。這些重大議題必須嚴肅處理，範圍與定義也必須相當明確，並非凡屬舊政權都是不正義。舊政權的公務人員，絕對不可全部劃歸不正義的一部分。然而，二十一世紀的新政權在這個問題上，自始就模糊不清。事實已經證明，新政權從事的改革，是一種選擇性的轉型正義。對己有利的舊制度，悉數予以保留。對己不利的，則不論好壞，一律剷除。
更使人不安的是，新執政者往往以道德審判者的姿態出現。這種策略，為的是使一般百姓難以窺探執政者的人格真相。二二八歷史問題的處理方式，就有這樣的意味。只要把蔣介石、蔣經國塑造成罪不可赦的統治者，就立即反襯新執政者的成分良好。只要把威權時代的歷史全盤否定，就能彰顯新執政者的開創格局。彷彿台灣之子無須做任何改革的努力，便可天縱英明地扮演「正義使者」的角色。變調的反省，無法從歷史錯誤獲得糾正，甚至還會創造另一次歷史夢魘。在邁向六十歲峰頂的前夜，我見證許多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論調。台灣之子深陷政治危機之際，有一種思維方式是這樣的：為了對抗藍色陣營，所以不得不力挺阿扁；為了對抗中國威脅，所以有必要支持綠色執政。還有另一種思維方式，則是訴諸悲情與自卑的情緒：外省人看不起台灣人執政，或者說「親中媒體」輕視台灣人總統。這種思考邏輯，全然建立在「中國威脅論」與「對抗藍色論」之上，同時也建立在自卑感與敗北感之上，台灣歷史的主體性就徹底遭到放逐了。
本土至上論，在二十一世紀綠色執政時期，已經昇華成最高的道德
我在事件的四十周年跨入中年時期，就已不斷聽到本土論述再三強調台灣文化主體的重建。到達六十歲的今年，又開始聽到「轉型正義」概念的提出。我從未見到有人細緻而深刻地為文化主體性建立具體的實踐內容。比較懶惰的說法就是認為本土政權建立起來，台灣文化主體就跟著確立。凡是屬於本土的，就必須全力維護。本土至上論，在二十一世紀綠色執政時期，已經昇華成為最高的道德。誰批評台灣之子，誰就是本土叛徒；誰批評綠色執政，誰就是統派共犯。那種動輒得咎的言論檢查，恍然使人又回到過去的歷史情境。
文化主體的本土論述於此出現了破綻，從而轉型正義的概念也變得千瘡百孔。我很清楚台灣的媒體環境已經患了嚴重的疾病，當然也很明白威權體制隨時都準備復辟。正是在如此酷烈的歷史條件下，以改革自封的綠色執政，絕對有義務投入更形艱難的改革運動。新政權比舊政權做得更好時，本土論述的力量自然就應運而生。依賴爭取言論自由而崛起的新政權，每當選季到來，就開始散播檢驗政治立場的言論，懷疑這個，質疑那個，簡直患了被害妄想狂。有哪個社會是以威脅或悲情來追求主體的？
倘然經濟改革做得成功，豈會害怕媒體「唱衰經濟」？如果文化改造做到包容，豈會害怕媒體指控「分裂族群」？綠色執政七年之後，島上住民可以自問：我們的心靈有否得到真正的解放？我們的經濟有否比威權時代更加進步？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若是肯定的，台灣社會的主體才有建立的基礎，而轉型正義的理念也才有提出的依據。
期待未來的後代能夠看到，被詛咒的台灣不再被詛咒
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絕對不可能引導台灣去追求主體，更不可能為台灣帶來正義。犯錯的、貪腐的，都屬舊政權；本土政權不會犯錯，如果真的犯錯，也應該給予諒解。這種溫存體貼的本土論述，將繼續創造島上住民的共同噩夢。
站在時間的一個峰頂，已經可以清楚看到，我的餘生絕對沒有機會見證真正的民主在台灣實現。然而，我不會因為看不到，就放棄了追求。年輕時期，看不到自己的四十歲，便已體會到必須學習對權力說出真話。現在站到嶺上，我看不到自己的七十歲，也看不到畢生理想將飄逝何處，但我更應該對權力說出真話。未來的謎底，現在還等待揭開。在和平民主真正到來之前，我將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，直到不能開口為止。我期待未來的後代能夠看到，被詛咒的台灣不再被詛咒。（本文與《文訊》三月號同步刊登）
